神经现实特刊 『偏见』| ISSUE 05
ISSUE 05
神经现实秋季特刊
偏见 BIAS
地球是平的？注射疫苗会导致自闭症？气候变暖是科学家的谎言？也许你会经常看到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说辞，还会注意到其实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虚假的事实。在网络上，键盘侠和喷子们留下的网络留言也透露着他们的迷之自信，然而当你对此嗤之以鼻时，自己却随手转发了一条假新闻。在这些情形中，是什么让人们失去了理性，又是什么，让人们对自己的信念深信不疑？
在本期特刊中，我们将深入探索普遍存在于人类群体中的“偏见”，通过认知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介绍认知失调和各种偏见，以及在不同案例（例如安慰剂、循证医学、性别连续谱和行为经济学）中，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和行为。
目录
CONTENTS
█ 新知
ELLIOT ARONSON & CAROL TAVRIS
BRIAN RESNICK
TOM VANDERBILT
█ 深度
ELIZABETH KOLBERT
JESSICA NORDELL
你说你拒绝歧视，但其实并没有 NEW
NICK ROMEO
ROBERT SAPOLSKY
█ 长阅读
TAMSIN SHAW
DAVID EPSTEIN
YUDHIJIT BHATTACHARJEE
█ 观点
STEVE FLEMING
MANOS TSAKIRIS
█ Q&A
█ 研究
为什么信教者如此笃信于自己的信仰？NEW
新知 KNOWLEDGE
Marco Melgrati
社会心理学 SOCIAL PSYCHOLOGY
Gary Waters
当我们相信不该相信的事情时，
我们在相信什么？
通常我们被证实大错特错时，会恼羞成怒地作出辩驳。理解认知失调，有助于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
Carol Tavris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女权主义者，公众知识分子。其心理学著作涉及批判性思维、认知失调和性别等话题。2014年，开始为《怀疑论者》（Skeptic）杂志撰写专栏。
Elliot Aronson
美国心理学家，因对认知失调理论的突破性实验而闻名，唯一在三个主要学术领域获得美国心理协会最高奖项的心理学家（杰出写作、杰出教学和杰出研究）。著有《社会动物》、《在教室中合作：拼图式方法》等。
过去，我们常认为人类是理性动物。但今日的种种大声宣布：我们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事实上，更精确的称呼是“会为自己辩护的动物”。怀疑论者常常陷入如下迷惑：当一个主流观点被富有理性的证据证伪时，一些团体会牢牢坚持过往以来的错误；另一些接受新观点的人既不会虚心请教原因，也不会表示知晓真理的谢意，更不会坦言自己的无知。为什么人们更乐于为错误的信念、行为、规范辩解，而不是吐故纳新？能明白自家孩子的自闭症不是因为打疫苗引起，对父母来说不是件好事么？
作为怀疑主义者，我们终日面对心理学家所称的“对科学的动机性排斥”。让我们从全球变暖的例子中来理解这个术语。我们很容易以为，那些否认气候变暖的人不论是在教育程度还是见识水平上都远逊于学富五车的科学家。但这种假设并没有那么简单。史蒂夫·莱万多夫斯基（Stephan Lewandowsky）和克劳斯·奥博拉尔（Klaus Oberauer）在《心理科学》上发文称，一个人对全球变暖的态度与其科学知识水平、计算能力和教育程度都无关，却与政治倾向有关。当一个自由主义者具有较丰富的科学常识和较高的教育水平，他对气候变暖、接种疫苗的接受度更高，对科学的信赖也更高；但一个保守主义者却恰恰相反，学识和见识越深，他对上述问题的接受度越低。这就是动机性认知（motivated cognition）：人们会激烈地反对一切威胁到其核心世界观的发现。研究者目前发现，右派对科学发现的排斥比左派更加普遍；然而由认知机制所驱使的对科学的排斥则与政治倾向无关。换句话说，真正与此有关联的是某个科学发现的内容。不论你的世界观是左是右，当谬论在你的阵营中甚嚣尘上时，你都会被诱导进而放弃怀疑精神。
……
改变思想的不情愿、承认错误的不乐意以及抗拒刺耳的科学发现有着共同的原因：一种被称为认知失调的动机机制。当我们处在两种观念或行为的冲突中时，就会激发这种机制。六十年前，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创立了这项理论，并提出，认知失调的核心要素是不舒服和避免不舒服之间的冲突。当饥饿时，你会非常难受，就拼命让自己免于饥饿。对吸烟者来说，认知失调来自“吸烟有害我健康”和”我是一杆大烟枪”的斗争。为了消除认知失调，吸烟者要么戒除香烟，要么为吸烟正名。不论是买车、投票还是干其他事情，做决定之前，我们的思想可以很开明；做决定之后，我们必须消除认知失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会对自己强调买车是多么幸福，投票是多么明智，观点是多么正确，并且对其他选项吹毛求疵。
认知失调理论包含了三个常见的偏见：
偏见一：我觉得自己没有偏见，所看所想的一切皆是事物本来的模样。我持有的任何观点都是理性的。如果它不理性，我就不会认可它。任何胆敢反对我观点的人，不管他是儿童或是朋友亦或是伴侣，都有偏见。
偏见二：我更好，更善，更强。我的智商水平和道德水平比一般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这个偏见虽然有助于构建自尊，但让我们变得固执封闭，拒绝接受所有指责我们不够和善、不够聪明、不够道德以及不够完美的观点。
偏见三：证实性偏见，即我们只会注意到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并刻意忽视、遗忘、贬低自认为不成立的事实。为了让我们的认知保持协调，偏见在我们认识到失调信息之前将它从我们的大脑中排除。
医学 MEDICINE
Javier Zarracina
安慰剂效应的神奇力量
这是真的——安慰剂效应完全就在我们脑中，真实又确切。
Brian Resnick
Vox科学记者，曾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和《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撰稿。
在过去的几年里，医生们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趋势：越来越少的止痛药能通过安慰剂双盲对照测试，它们都在这个测试药物效果的黄金标准面前败北。
在双盲测试中，不仅是病人，连医生都不知道谁服用的是有效药，谁是安慰剂。测试结束时，两组人员将进行对比，如果那些服用了有效药的病人比服用了安慰剂的病人有更大的改善，那么这个药物就是值得在临床上使用的。
当研究人员开始仔细查看止痛药的临床实验时，他们发现，在1996年平均有27%的病人认为新药相对于安慰剂来说，能有效地减轻他们的痛苦，而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减少到了9%。
麦吉尔大学的疼痛研究员杰弗瑞·墨吉尔（Jeffrey Mogil），与其他研究员共同发现了这一现象，他解释道，以上种种并不表示我们的药物正在变差，而是“安慰剂的效应随着时间的迁移正在变得越来越强。”不过这一现象只发生在美国，而且这一现象不仅仅只在止痛药上愈演愈烈，在抗抑郁药物和精神治疗研究上，安慰剂的效应也在不断变强。
“安慰剂效应在所有的学科里都是最有意思的现象，” 墨吉尔说，“它正好就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分界线上”，而且它受到与医学相关的各种事物的支配，从我们看到的各种药物广告到临床试验，我们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任何交流，都会影响它。
科学家们在过去超过15年的时间里，都在详细研究这一复杂的分界点，他们发现，小糖丸要比我们过去想象得更奇妙也更有用处。通过新的安慰剂科学，我们正在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针灸和灵气疗法这些替代治疗能帮助一部分人。而且，它还能让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里，减少止痛药的剂量，进而解决目前正席卷美国的鸦片危机。
最有指导意义的是，科学发现，既然我们无法将药物和安慰剂效应区别开来，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后者来造福人类呢？
社会心理学 SOCIAL PSYCHOLOGY
Javier Zarracina
鸭兔隐喻：大脑如何决定你的认知？
我们通过感知这扇窗户对世上万物形成认知，但这些认知像镜头一样，只聚焦在我们想看见的事情上。
Tom Vanderbilt
美国记者，作家，现居纽约布鲁克林。最新著作《Traffic:Why We Drive the Way We Do (and What It Says About Us)》是《纽约时报》畅销书。
1951年，普林斯顿帕尔默场上举行的足球秋季赛中，不败老虎队对阵达特茅斯队。老虎队有着明星后卫迪克·卡兹麦尔（Dick Kazmaier），他擅长传球、带球和踢悬空球，带领队伍以破纪录的分数击败达特茅斯赢得海斯曼奖杯。普林斯顿在点球赛中领先大绿队，但也为此付出代价——十来名球员负伤，卡兹麦尔的鼻梁也被打断，并有脑震荡（但还是象征地完成比赛）。“这场球赛踢得十分艰难，”《纽约时报》还算温和地报道，“两队都指责对方恶性踢球。”
这场比赛不仅出现在报纸的体育版，还登上《变态和社会心理学杂志》。比赛后不久，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 和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采访了一群学生并给他们看了比赛视频。他们想知道：“你认为哪队先挑起了这场恶战？”
学生都有自己偏爱的球队，因此给出的回答必定有所偏颇，这使研究者得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这些数据表明，人们不只是单纯地观看比赛。”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自己想看的比赛。但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或许这就是“认知失调”之父里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所指出的：“人们对信息的认知和解读会与他们已经相信的事物符合。”
学生们在观看解读比赛录像时的表现，跟看到著名的“鸭兔图”（下图）时的孩子们类似。当给孩子们在复活节看这幅图时，更多的孩子看见兔子，而在其他日子他们更容易看到鸭子。这幅图片本身就有两种解读，而且从一种切换到另一种得费点儿力气。
○ 美国心理学家Joseph Jastrow绘制的首张兔鸭图
当我把“鸭兔图”给我五岁的女儿看并问她看见了什么时，她回答：“一只鸭子。”当我问她有没有看见“其他东西”时，她额头皱起，往近靠了靠。“可能还有另一种小动物呢？”我提示道，尽量不把这搞得像重点高中的入学考试一样。突然，她灵光一闪，随即微笑道：“一只兔子！”
我不该为此感觉糟糕，艾莉森·戈普尼克（Allison Gopnik）及其同事的实验表明，3-5岁组的儿童里没人能自己看出”花瓶脸”图的两种形象。另一组年纪稍大一些但仍算“稚嫩”的受试儿童中，有三分之一能成功辨别图案。其余大部分孩子能够在模糊的提示下辨别。有趣的是，那些自己辨别出两种图像的孩子，正好在进行“大脑理论”测试时表现更好，该理论检测精神状态随世界变化的能力（例如，给孩子们一个装着蜡烛的蜡笔盒，然后问他们觉得其他孩子会认为盒子里是什么）。
就算你不能一眼辨别出鸭兔图或是其他图形切换，也无需担心，研究中大量数据显示，一些被作者划为“应当有着强大表现力”的成年人也没能成功辨别。对“鸭兔图”也没有什么正解：虽然整体趋势略偏向兔子，但看见鸭子的人也不在少数。也尚未有研究证明这与惯用手有关。我的太太看到兔子，我看到鸭子，而我们都是左撇子。
虽然每个人在某些提示下都能最终看见鸭子又看见兔子，但却没人能一下子同时看见鸭子和兔子，无论你多努力。
深度 INSIGHTS
Stephan Schmitz
认知科学 COGNITIVE SCIENCE
Sébastien Thibault
你理性吗？不，其实你只是迷之自信
即使面对事实，你也不会改变想法？新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理性思维的局限。
Elizabeth Kolbert
《纽约客》特约撰稿人，曾在《纽约时报》撰写专栏。著有《灾难实录：人，自然与气候变化》（Field Notes from a Catastrophe: Man, Nature, and Climate Change）。
1975年，斯坦福的科研人员邀请了一群本科生被试参与一项关于自杀的实验。实验内容是让被试阅读两篇遗言，其中一篇是随便编写出来的，另一篇则是自杀者所写。被试在看过之后被要求辨认孰为真，孰为假。
有些被试发现自己在辨识真假方面有天赋，他们是高分组，在25次试验中共正确辨别出24篇真实的遗言。余下的人则是低分组，认为自己实在愚钝，只认出来10篇。
当然，和绝大多数心理学实验一样，整个实验过程就是一场骗局。尽管有半数遗言的确为真（从洛杉矶郡验尸官那里得到），测试评分则为假。那些被告知基本上都答对的被试和那些没猜出几个的被试相比，其实水平相差无几。
在该实验的第二阶段，实验者告诉被试他们被耍了，这个实验的目的其实是观察他们得知自己对与错时的反应（当然，这一步还是骗局）。最终，被试们需要估算一下自己真正辨认出几篇遗言，然后再估计一个被试平均可能辨认出几篇。接下来出现的情况就有意思了：高分组的学生认为自己辨认得非常好，好到远高于平均水平，即使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试验成绩不是真实的，即他们完全没有理由去相信自己是对的；而低分组的学生则相反，还是认为自己答得很烂，远低于平均水平，这也是一个没有任何依据的结论。
研究员们神情严肃地表示：“印象一旦形成，将相当持久地保持下去。”
若干年之后，另外一组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参与了一个与上述实验相关的研究。实验者给这些被试分发了关于两位消防员弗兰克（Frank K.）和乔治（George H.）的个人信息卡。弗兰克的信息卡中除了基本内容之外，还提到他有一个女儿，而且他热衷于水肺潜水。乔治喜欢打高尔夫，育有一子。这些信息还包括这两人在冒险-保守度测试（Risky-Conservative Choice Test）中的选择。实验者给被试提供不同版本的信息卡。一个版本的信息卡显示弗兰克是一位优秀的消防员，他在测试中选择的几乎都是最保险的选项。另外一个版本里面，弗兰克同样选择最保险的选项，但他却是一个经常被上级警告的消防员。实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被试们被告知在先前的实验中他们被误导了，他们接收到的信息纯属编造。接着，实验者要求被试们描述在自己眼中，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对待风险应该有怎样的态度。拿到第一个版本信息的被试认为成功的消防员会回避风险，而第二组则认为成功的消防员敢于冒险。
研究员指出：“即便人们已经得到了驳斥自己信念的确凿证据，他们依旧难以适当修正原有的观念。”这次实验中，被试“没有对之前形成的印象做出相应修正”的表现尤其引人注意，因为仅从两位消防员的数据中归纳出的信息远不足以用来得出正确的结论。
斯坦福的实验就这样出了名。70年代的学术界对“人们无法理性思考”这个观点感到十分震惊。然而没过多久，数千个后续实验陆续证实并阐释了该发现。基本上任何一个跟进该系列研究的人或偶尔浏览《今日心理学》的人都知道，随便拉一个研究生，给他一个剪贴板，他就能给你演示看似理性的人通常毫无理性可言。这个见解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现实意义。不过问题仍未解决：我们怎么会毫无理性？
心理学 PSYCHOLOGY
Gary Waters
你说你拒绝歧视，但其实并没有
有许多培训班和讲习班旨在消除人们隐藏的偏见，它们曾风靡一时，但是很多并不起作用。现在，曾提出“内隐偏见”的心理学家想要彻底消除人们隐藏的偏见。
Jessica Nordell
记者，曾是商业顾问和速写喜剧作家，其作品经常发表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新共和国》等。她对塑造我们决策和行动的偏见十分感兴趣。
2月的一个阴天，威尔·考克斯（Will Cox）向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生们展示了两张新闻图片，引发了学生们的争相传阅（激烈讨论）。其中一张照片上有一名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他腋下夹着一瓶苏打水，身上被打湿的厉害，甚至其所穿的黄色衬衫都已湿透了。另一张照片上，一对白人夫妇在浸没于水中的沙发上坐着，身上有纹身的妻子皱着眉头，手里还抓着一袋面包。
这组照片拍摄于被卡特里娜飓风肆虐后的新奥尔良，考克斯大声朗读了在这些新闻图片旁边的文字说明。描述那位年轻黑人的语句是：“一个年轻男人淌过齐胸深的水以后抢劫了一家杂货店。”而文章是这这么描述白人夫妇的：“两位当地居民在找到面包和苏打水以后穿过了齐胸的深水区域。”
抢劫。找到。台下的学生们开始窃窃私语。
考克斯是牛津大学偏见与群体关系实验室的社会心理学家，接下来，他把话语权交给了他身边的一位50岁左右、体型娇小的女士。她大步流星走向讲台下的学生们，用她富有张力的声音与动作开始了她的演讲。学生们都觉得此时的她不像是站在课堂的三尺讲台上，而是站在科技峰会的聚光灯下。
“有很多人都非常真诚地选择了摒弃偏见，但是他们仍旧容易受到思维习惯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明确拒绝偏见，但是仍不能摆脱其控制。”
这位名叫帕特丽夏·戴维恩（Patricia Devine）的女士是一名心理学教授，同时也是“偏见实验室”的主任。在30年前，戴维恩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她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以展示有关于内隐种族偏见（还是议成歧视）的心理学案例。大致上来讲，实验结果证明当人们在真诚地摒弃偏见的情况下仍有可能表现为偏见。她论证了，即使人们并不认为种族偏见是正确的，但只要人们曾经吸收过这些刻板印象，它们就会以无法被觉知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
在揭示了这个现象几十年后的今天，戴维恩想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消除偏见对于人们的影响。在这条路上她并不孤单——从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者们就一直致力于消除内隐偏见。一直到最近几年，“无意识偏见训练”已席卷了硅谷各个公司，这一类的训练方法现如今受到了白领人士的追捧。
但是这一类训练方法是否起效还有待商榷。
为了寻找消除偏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来到了威斯康星州。戴维恩和一些科学家在那里向我展示了一套用时两小时的半交互演示方法。这套方法他们已经测试和改进了很多次，目前开发出的有针对性别的版本和针对种族的版本。并且他们已经将这套方法在学生和教职工团体中进行过试验，下一步则是打算让警察群体参与其中。
他们的目标是减少人们的偏见行为。目前为止，这套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哲学 PHILOSOPHY
Raphael
柏拉图式非理性：
关于认知偏见的古典哲学
柏拉图对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偏见知道多少？几乎全部。
Nick Romeo
记者，评论家，为《大西洋月刊》、《纽约客》、《新共和国》、《国家地理》等媒体撰稿，现居美国加州的帕罗奥图市。
在其著作《论具有现代头脑》（On Being Modern-Minded）中，伯特兰·罗素描绘了他对历史和人类才智进步的美好幻想。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放大其独特性，并将自身看做过往时代进步的顶峰，其与先前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易被忽视：“新的流行语让我们忽视了其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有着类似的想法和感受，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
行为经济学是过去五十年间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尤其因界定和分析了人类认知的许多核心偏见而著名。事实上，罗素的洞见与卡尼曼的可得性偏见理论十分相似。因为流行语和当下的流行文化是最容易被我们的大脑感知的——也几乎是现成的——所以它们往往能主宰我们的评估体系。实际上，罗素和卡尼曼持有相近观点，而后者却更为人熟知，这本身就印证了罗素的观点，或者说可得性偏见。
不过行为经济学最卓越的先驱还是那些古希腊思想家们。距当代行为经济学流行约2500年前，柏拉图已经试图识别并理解人类心智中可被预见的非理性之处。虽然他并没有通过现代实验心理学的技术证实这些行为，他的许多洞见却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对认知偏见的描述惊人地相似。无论是在商界、医学界亦或社会科学领域，行为经济学里那些里程碑似的论文都被高度引用，但古希腊哲学对相同现象的探索则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行为经济学与古希腊哲学的这种连续性不仅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具有成为有用思想资源的可能性：柏拉图不仅指出了人类认知的各种具体弱点，而且提供了如何克服这些认知偏见、完善推理、改进行为的有力方案。
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许多言论都生动刻画了致使人类得出错误结论的习惯与过程。比如，人们所相信的不过是他们愿意相信的理论（证实偏见）； 所主张的不过是脑海中直觉反应的观点（可得性偏见）； 所坚持的论调对其背景信息有极大依赖（框定偏见）。同时，人们拒绝抛弃现有观点，不过是因为他们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损失厌恶）； 做出错误的推断则是过分重视描述信息的代表性（代表性启发）；在固有信息里画地为牢，因而对新信息判断不足（锚定效应）。而这些，仅仅只是柏拉图所梳理的心理误区的冰山一角。
生物学 BIOLOGY
别怪那些直男癌了
他们只是脑子跟不上而已
在我们的头脑中，性别是一种比种族和视觉特征更强、更根深蒂固的自动分类模式。
Robert Sapolsky
斯坦福大学生物学、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教授，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最新著作《行为》（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
在中非某热带雨林的一个深夜，一只黑猩猩降生了。不久以后，太阳升起，猩猩妈妈和新生儿一起坐着，它们被一场“亲朋好友”间的谈话会搞得头晕目眩。基本上每位“亲朋好友”都会过来，把新生儿的两腿分开然后嗅一嗅，判断其是公猩猩还是母猩猩，这已经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在生物学中，这是最为二元孤立的问题，它的答案是一成不变的。但实际上，性别的二元化终究不是全然的二元化。生物学家很久以前就知晓了生物体不一定是、也不一定会保持非男即女、非雌即雄、非公即母的状态。现在，我们的文化正在渐渐意识到这一固定且明晰的二元化概念并不正确。
随着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艾美奖提名演员拉维恩·考克斯（Laverne Cox）的名声大噪，在美国，跨性别者已经能够出任市长、立法者、法官、警员、做国际知名化妆品牌代言人、甚至成为高中返校聚会上的“女王”。尽管现在针对跨性别者的歧视以及暴力行为依然多得可怕，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性别不再是一件永恒且固定之事。许多人甚至怀疑，现在是否还有“性别”这一概念。一些人在性心理方面可能具有双性特征、第三性特征甚至没有性特征，甚至一些人对于这个社会的本能感知中，并不会将人按照性别来区分。
这一新大陆建立在和Facebook一样古老而威严的规章制度之上。在Facebook的个人主页上，有58种性别选项供用户选择。其中包括无性人、双性人、流性人、性别存疑者、非二元性别者、泛性人以及两种我最爱的选项——两魂人，这个词透着一股绝妙的美洲原住民气息；还有一个是“其他”，这个词基本上就是告诉别人，哈，我们只是了解了个皮毛而已！
○ Facebook性别选项
对性别二元论有许多最为激烈的反抗，例如游戏玩家在虚拟世界中几乎将全部的时间花在角色扮演上。他们会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角色——男性、女性、或者二者皆非的杂交人；也可以扮演他们想成为的生物——黑猩猩、长尾鹦鹉、半人马怪甚至毗湿奴神。
只要找到合适的游戏站点，你就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这样在游戏中度过，就好像一些草履虫试图进化为多细胞生物那样。你还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和其他人的化身建立起关系。这一切是如此容易，因为你在现实中有着怎样的身体和物理特征，都和网上的一切毫无关系。考虑到这一切——永恒且固定的二元性别特征正渐渐地变得模糊——我们可以猜想，离这个概念彻底消失已经不远了。但不幸的是，虽然社会迄今为止正在为这一发展铺路，但它被我们大脑的认知特征扰乱了。在我们击倒这只拦路虎之前，先来看看我们对于性别的认知到了什么程度。
长阅读 LONG READ
Malika Favre
行为科学 BEHAVIORAL SCIENCE
Davide Bonazzi
操控心灵的无形之手
迈克尔·刘易斯的新书《抽丝剥茧》回顾了心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间的复杂友谊和卓越的学术合作，二者的研究成果为新行为科学奠定了基础。
Tamsin Shaw
纽约大学副教授，致力于欧洲和地中海研究与哲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社会科学学院的成员。著有《尼采的政治怀疑》（Nietzsche’s Political Skepticism）。
当今世界，行为科学无孔不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铺天盖地，被（政府、企业、媒体）用来左右我们看到的新闻、购买的产品，并且被用于构建我们的文化和知识环境，影响我们在网络和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网络。过去，人们遵循个人习惯、本能或者社会传统、规范来做出行动，而现在，人们往往会参考心理学、行为科学的研究结果和科学理论来做决定，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意或无意地塑造社会。
政府和私有企业使用的行为科学手段并不是为了要求我们运用理性；它们并不企求有意识地以信息和论据说服我们。相反，这些手段是利用我们的非理性动机、感情弱点和无意识偏见来改变行为的。假如心理学家们能够系统全面地理解这些非理性动机，他们将大权在握，上能治大国，下可烹小鲜。
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抽丝剥茧》（The Undoing Project）似乎注定要成为人类行为的长期理解和矫正方面最受欢迎的一部著作。本书回顾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之间的复杂友谊和卓越的学术合作。这两位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为新行为科学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出，我们或许可以系统地理解人类的非理性。他们主张，即使我们的思维出错，其出错的方式也有规可循。卡尼曼告诉我们，他和特沃斯基在调查中得到了许多反直觉结论的支撑下，“我们现在理解了直觉思维的奥妙与缺陷。”
卡尼曼在2011年的著作《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将两人新提出的心智模型呈现给大众读者。他将人类心智描述为两种关系密切的思考系统：系统1运作迅速，且自动运行，它包括本能、情感、人与动物共有的先天技能，也包括后天习得的联想和技能；而系统2虽然缓慢，却很慎重，能让我们改正系统1产生的错误。
刘易斯讲述了这次知识革命的经过：1955年，21岁的卡尼曼负责为以色列军方设计人格测验。他发现，如果设计的问卷能最大限度地排除测验者的直觉因素，问卷的精确度就能达到最高。在测试过程中，受测者调用了“系统1”的直觉式思维，这种思维会干扰他们的判断。而如果问卷的设计者和实施者能够防止受测者依靠任何主观判断和偏见，受测者就不会受到干扰。这是刘易斯非常喜欢的一个情节，因为他在畅销书《点球成金》（Moneyball, 2003年出版）中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奥克兰运动家队（Oakland Athletics，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的一支球队）的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利用了全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克服了球探在挑选球员时的直觉判断。
《抽丝剥茧》里也称颂了心理学家刘易斯·戈尔德堡（Lewis Goldberg）的事迹。他曾经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同事，当时他们都在俄勒冈州的西部城市尤金工作。戈尔德堡发现，用一个简单算法来诊断癌症的准确度能比高级专家还高，因为专家毕竟会被自己的情绪和错误的直觉所左右，而算法是用来处理数据的固定规则。《抽丝剥茧》中的人类主角们往往难以相处、感情用事，而算法则是书中“头脑简单的英雄”，它们防微杜渐，默默修正着人类思维的毫厘之差。
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最具影响力的发现则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该理论为行为科学的“偏见与启发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他们考察了人们如何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决定，并发现了人们的行为并不符合效用理论的预期。效用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基本假设，它假设决策者会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意识到，他们观察到的非理性行为并不是一些偶然误差，而是“博弈者在选择过程中对理性原则的系统性违背”。这些系统误差（误差分为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前者受随机因素影响，后者按一定规律变化）表明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有规可循。
○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Stanford, California, 1970s
《抽丝剥茧》的作者刘易斯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充分把握了以色列政局动荡不稳的历史背景，并阐释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发现：他们意识到，我们对概率和风险的直观分析很容易被情绪左右。因此，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排除诸如懊悔和失落等负面情绪的干扰。刘易斯写道，在赢得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因为他们的损失感到懊悔不已——以色列被敌国偷袭，不得不背水一战，付出惨痛代价才赢得了战争。但是，原本还有这么一条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都认为这条路可以避免战争：归还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以色列人并不因自己没有这样做而懊悔。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若行动A伴随损失，而损失本可被行动B避免，人们对损失的懊悔，会强于对没有采取行动B的懊悔。如果这是普遍情况的话，人们就能根据这一原理更好地评估风险。
这项研究最终催生了已经广为人知的启发法，也就是经验法则，用来指代直觉思维中的一些具体缺陷。其中一些经验法则似乎有着共同的情感基础，比如“禀赋效应”（高估我们所拥有事物的价值）、“现状偏见”（希望维持现状）和“损失厌恶”（在评估风险时，更多地关注潜在损失而不是潜在收益）都涉及一种固有的保守态度：我们更加喜欢和重视已经为之付出了很多的事情。
许多启发法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可得性启发法”指出：如果在一些偶然因素下，我们对某个现象非常在意，我们就会误以为那个现象特别容易发生。例如，“9·11事件”发生后，人们非常害怕恐怖袭击会再次发生。然而相对于车祸和其他致死原因，恐怖袭击发生的概率其实非常小。只不过是电视上没有像报道恐怖袭击那样，一天到晚滚动播出车祸等事故的新闻罢了。很多这样的信息其实不应该左右我们的判断，但我们就是无法屏蔽之。
医学 MEDICINE
Davide Bonazzi
你在医院接受的治疗有可能无效？
当医学证据表明某些治疗实际无效时，为什么患者和医生仍会坚持使用它们？
David Epstein
ProPublica记者，关注科学、医学和体育，曾任《体育画报》高级记者，纽约时报畅销书《体育基因》（The Sports Gene）的作者。
首先，请听一个喜剧结尾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公司高管，今年61岁的他身体非常健康，除了血压略高之外其他一切都好，并且还坚持锻炼身体。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吓到了他：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他像往常一样饭后散步，忽然一阵胸痛袭来，他急忙回到办公室坐下，而胸痛又在转瞬之间消失了。
那天夜里，他想了很多：中年男子，高血压，工作压力大，胸部不适。第二天，他去了当地的急诊室。医生告诉他，他并没有出现心梗，心电图也完全正常。一切征象都显示他患有稳定型心绞痛——血氧供应不足引起心肌缺血导致胸痛，这种情况通常是动脉部分阻塞所致。
心内科医生建议他立即做一个冠脉造影：将导管经动脉送到心脏，接着注射可以在X线下显影的造影剂，以此寻找梗阻的位置。医生建议，如果检查发现梗阻，就需要给他上支架，即把一个金属管子滑到冠状动脉里面撑开血管。
在急诊室等待的时候，他掏出手机搜索“冠心病的治疗”。他立即发现医学期刊上说，一线治疗方案应首选阿司匹林和降压药。出于慎重考虑，他向医生反映了自己搜索到的内容，而医生则显得不置可否，让他再“多做些功课”。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便拒绝接受冠脉造影检查，转而去看了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向他推荐了另一种动脉造影术，这种造影不需要使用导管而是使用多重X射线显影。检查显示一支冠状动脉已经部分阻塞，尽管心脏目前能够正常泵血，但是通过该检查无法判断梗阻是否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家庭医生同样建议他做一个冠脉造影术，也许之后再植入支架。随后，他预约了心脏科医生做冠脉造影，但是当他尝试在检查前直接联系医生的时候，却被告知医生在那之前没空。当他看见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大卫L.布朗（David L. Brown）教授时，他说自己被先前的医生们说得倍感压力，想要更多的信息。他表示在接受植入支架之前，自己愿意尝试所有非侵入性治疗——严格规范饮食，哪怕辞掉紧张的工作。
这位高管能够想到要获取更多的信息已经证明他很聪明，同时，找到布朗医生则证明他运气非常好。布朗是RightCare联盟的一员，RightCare是一个介于专业医疗保健机构和社区医疗服务之间的联盟，联盟旨在扭转一种趋势：医疗费用的提高并没有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布朗提出，RightCare正在“努力恢复医疗系统的平衡，使得每一位病患都能得到应有的救治，而不过度治疗”。冠脉支架就是过度治疗的典型例证。2012年，布朗与他人合著了一篇论文，该论文审查了每一个比较植入支架与保守治疗的随机临床试验。布朗发现稳定型心绞痛患者植入支架没有对未来心梗的出现起到预防作用，对延长患者寿命也完全没有帮助。布朗总结道，没有心脏病发作的人不需要植入支架。（布朗还说，对于一些患者，支架可能会缓解部分患者的胸痛症状。）尽管如此，每年有成百上千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接受支架治疗，其中，五十分之一的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会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
布朗向这位高管解释道，他的冠脉阻塞情况影射的是潜在的全身系统的疾病，而单纯的修复一条阻塞的血管并不会对整体情况的改善有任何帮助。人类的心血管系统可比厨房的水槽要复杂多了。听从医嘱，他开始服用药物并且改善饮食。三个月后，他的胆固醇水平明显改善了，并且成功减掉了15磅，而胸痛则再也没有出现过。
现在，请听一个悲剧结尾的故事：在帮助那位公司高管后不久，布朗和他的同事们会诊了一位来自密苏里州小镇的患者。他今年51岁，已经从霍奇金淋巴瘤成功康复，但是他的肺部由于放疗和六个周期的化疗而逐渐布满瘢痕组织。 他正在自己的身体里窒息而死。 该名男子被转移到布朗工作的巴恩斯犹太医院接受肺移植。 但当男子抵达圣路易斯时，移植小组发现没有办法给他做手术。
四个月前，该患者因为呼吸困难到另一家医院就诊。在医院里，尽管他的病史现实接受过会引起瘢痕形成的淋巴瘤相关治疗，接诊的心脏科医生依旧考虑他的呼吸困难可能是由于冠脉堵塞造成的。和当时给高管提供的意见一样，医生建议他做一个冠脉造影。但是，和那位高管不同的是，这位患者像多数病人一样服从了医嘱，接受了检查。结果显示有一支冠状动脉部分阻塞。因此，在没有证据支持呼吸困难是由冠脉阻塞造成的情况下，医生依旧给他装了支架。实际上，患者的呼吸困难是由于肺部瘢痕组织引起的。 随后，根据标准手术流程，这位患者开始服用抗凝药，确保放置支架的地方不会形成血栓。但是那些抗凝药会对手术带来致命影响，即大幅增加移植手术过程中出血致死的风险。手术因此必须推迟进行。
与此同时，他的肺间质逐渐布满瘢痕，就像流动的熔岩逐渐冷却，最终硬化变成一块毫无生气的石头。他成功地从晚期淋巴瘤中幸存下来，但到头来却被困在医院——等待，到死都在等待停掉那为了完全没有必要的支架而不得不服用的抗凝药。
上面的故事中，两位主人公的共同点是都不需要植入支架。在探索精神和一部智能手机的帮助下，其中一个人幸存下来。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已经被研究证明无效或禁忌的治疗方法却被如此广泛使用？
当你去看医生，你可能认为你接受的治疗是循证支持的。当然了，如果你吃的药，做的手术都无效的话就不会被如此普遍地使用了，不是吗？
心理学 PSYCHOLOGY
MARCO MELGRATI
我们为什么说谎：
欺骗方式背后的科学
诚实也许是最好的策略，但谋算和不诚实更让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Yudhijit Bhattacharjee
作家，《纽约客》、《纽约时报杂志》、《科学》和《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著有《 The Spy Who Couldn’t Spell》。
在1989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新生班上迎来了一位名叫亚历克西·桑塔纳（Alexi Santana）的年轻人，招生委员会发现他的人生故事非常引人注目。
桑塔纳几乎没有接受任何正规学校教育。他将自己的青春期近乎完全“耗”在了犹他州的户外活动中：在那里养牛、放羊、读哲学，在莫哈韦沙漠跑步，将自己训练成一名长跑运动员。
桑塔纳很快就成了校园里的明星。在学术上他也做得很好，几乎在每一个课程中都得了A。 他的矜持举止和不寻常的背景让他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 一次桑塔纳的室友问他，为什么他的床铺总是那么整洁完美，他回答说，因为他睡在地板上。 那些大部分时间在户外休憩的人都不会喜欢睡在床上，这似乎完全符合逻辑。
桑塔纳的故事不仅仅是个谣言，还另有隐情。在他入学的18个月以后，一位女士认出了他——他是6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高中的一个名叫杰·亨斯迈（Jay Huntsman）的人——尽管这也不是他的真名。普林斯顿官员最终获悉，他实际上叫詹姆斯·霍格（James Hogue），当时31岁，曾因为拥有被盗的工具和自行车零件而在犹他州服刑。最终他被拷上了手铐带离了普林斯顿。
在之后的几年里，霍格因为偷盗又被捕了几次。11月，当他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因偷窃而被捕时，他试图以别人的身份逃脱。
人类历史上散布着像霍格这样狡猾和老练的骗子。许多罪犯编织欺骗以获得不公正的报酬，正如金融家伯尼·马多夫（Bernie Madoff）在庞氏骗局倒塌之前， 数十年如一日地欺骗了投资者数十亿美元一样。有些政治家则靠谎言获取或维持权力，就像尼克松否认自己涉足水门事件的任何环节。
有时候，人们会夸大自己的形象，这种动机可能最好地解释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明确错误断言，即他的就职典礼参与人数大于奥巴马总统的第一次就职典礼。人们用谎言来掩盖不良行为，例如，美国游泳运动员瑞恩·罗切特（Ryan Lochte）在2016年夏季奥运期间声称自己曾经在加油站被持枪抢劫，真相是他和队友在一场聚会喝醉后破坏公共财物时遇到武装保安。学术科学领域常被人们比作追求真相之人所住的世界，然而这个领域也已被证明是含有流氓的欺骗者画廊，物理学家简·亨德里克·舍恩（Jan Hendrik Schön）在分子半导体研究的所谓突破就被证明纯属伪造。
这些说谎者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他们是如此恶劣、无耻地毁坏着自己的谎言。但他们的欺骗并没有使他们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相差甚远。冒名顶替者、诈骗者以及自吹自擂的政治家的谎言，仅仅是在一金字塔的顶端，而这些谎言是人类行为的永恒特征。
事实证明，我们大多数人都很擅长说谎。我们以大大小小的方式，对陌生人、同事、朋友和亲人说谎自如。不诚实的能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相信别人，讽刺的是，这使我们发现谎言非常糟糕。欺骗性已经被编织进了我们生活的框架中，可以说人类就是谎言本身。
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Bella DePaulo），首次将谎言的普遍性系统地记录在案。20年前，德保罗和她的同事们要求147名成年人做一个为期一周的实验，在实验中记录下他们每一个试图误导他人的例子。研究人员发现，被试平均每天撒谎一次或两次。这些谎言大部分是无害的，旨在掩盖自己的不足或保护别人的感受。一些谎言则是借口，就像是把垃圾拿出来却不知道要丢到哪里的借口。还有一些谎言的目的在于提出虚伪的形象，比如声称自己是外交官的儿子。虽然这都是一些轻微的过错，由德保罗和其他同事提到的类似案例的随后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说过一个或多个严重的谎言——遮掩自己的外遇行为或者在大学的申请中提供虚假的文书信息。
人类应该普遍拥有欺骗彼此的天赋，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研究人员推测，说谎行为诞生于语言出现之后不久。在不使用物理力量的情况下，操纵他人的能力可能在竞争资源和伴侣方面具有优势，类似于动物王国中欺骗性战略的演变，如伪装。哈佛大学的伦理学家西塞拉·博克（Sissela Bok）是这一领域最突出的思想家之一，他说： “与其他获得权力的方法相比，说谎是非常容易的。为了获得钱或财富，说谎比打倒某人或抢劫银行容易多了。”
说谎已被认为是根深蒂固的人格特征，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都试图阐明说谎行为的性质和根源。我们如何又何时学会说谎？不诚实的心理和神经生物学基础是什么？我们多数人的底线在哪呢？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明确的证据表明矛盾的情况下，我们也容易相信一些谎言。这些见解表明，我们欺骗他人的倾向，以及我们被欺骗的脆弱性在社交媒体时代尤为明显。作为一个社群，我们区分谎言和真相的能力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 SOURCES: TIMOTHY R. LEVINE AND OTHER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6; EVELYNE DEBEY AND OTHERS, ACTA PSYCHOLOGICA, 2015; KIM SEROTA, OAKLAND UNIVERSITY | 汉化：EON
观点 IDEA
神经科学 NEUROSCIENCE
Simon Prades
最终决定？
可为什么大脑还在不停地改变想法？
心理学家一直以来都对元认知很感兴趣，这种认知是一种反思和评价自己想法和行为的能力。元认知的神经基础是复杂而且多方面的，但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给出一个信号：简单决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起点。
Steve Fleming
伦敦大学学院威康信托中心神经影像科的首席研究员，元认知项目组的带头人。该项目主要研究的内容是探索在成人大脑的元认知和决策过程当中人进行有意认知的机制。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打趣地说过：“这个世上有三大复杂事物：钢铁、钻石和自我认知。”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小到寻找细微声音的来源，大到选择一份新工作，都伴随着我们对于做出这一正确决定的信心。如果信心不够，我们可能就会改变我们的想法和决定。现在，科学家们正利用这些选择反转规律来研究人对于自我认知的第一反应。结果表明，想法改变反映的是我们对于自身思维的精细调节过程。
在关于自我认知以及想法改变是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上有两个不同的思想流派。一派认为，想法改变是因为在我们做出决定后仍然在不停地权衡利弊，这一过程被称作“决策后评估”。另一派认为，在决定行为过程后，大脑通过运行其他一些机制来主动纠正自身错误。而对于脑额叶区有损害的人来说可能无法认知其所犯的错误并进行自我调整。
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当中，各项研究都要求被试对他们所看到的电脑屏幕上的东西形成快速判断。这些研究阐明了我们调节内心想法的方式，以及自我纠正发生的过程。
在其中一项研究当中，来自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要求被试通过向相应的方向移动手柄，来确认闪烁的光点是向左还是向右移动；同时，被试可以通过上下移动手柄来表明他们对于自己所做出决定的信心高低。而当被试移动手柄的时候，闪烁的点却消失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试会直接移动到他们所选的目标上：右上、右下，左上、左下。但每隔一段时间，被试就会改变其选择的方向和自信程度的高低，而逐渐向中心移动。这是这么回事呢？通过将这些行为模式同计算机预测模型相比较，研究者们发现了我们自下而上改变想法的证据。即使屏幕上的点消失，被试仍然会在他们的神经管道中积累信息，致使他们改变决定或信心，或者两者同时改变。
第二个团队来自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和荷兰莱顿大学，他们提出了另一种运作机制：自上而下。在这项研究中，被试装备了脑电帽来测量其大脑的电活动，而且他们同时被要求，每当一个颜色单词例如“red”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要按下一个相应的按钮。但如果一个单词重复出现第二次，或者单词的含义和字体的颜色相匹配（例如red这个词是用红色字体写的），则不允许按下该相应的按钮。这项任务要想快速完成相当艰巨，实验平均错误率也达到了43%。为了评估自我调节能力，当被试意识到自己错了之后，可以按下一个单独的按钮。
那么研究者们发现些什么呢？从大脑中心顶叶区发出的一般被认为用来整合感觉器官信息的信号，在人做出选择以后，提高了门限信号电平，这说明我们用于感受外部事件的机制在面对内部决策时仍然适用。有趣的是，研究人员还发现，无论何时人意识到自己弄错了，总是能在额叶皮层检测到θ波。这一发现表明，即使是在额皮质部，一个“粗糙的”错误信号都可以触发对证据的持续性积累，以此来确定是否有必要改变想法。
这两组研究都充分证实了证据积累在决定作出之后的重要性，但对证据的来源方面却存在分歧。剑桥组认为，这些证据在决定作出前和作出后都在不断积累。相反，圣三一学院组认为，反馈回来的影响早期加工阶段信息的自上而下信号提供了额外输入，从而使想法发生改变。
两项研究设计之间的差异性可能会使我们在比较结果时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但这也表明，未来的研究应该把各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以求更加明确的结果。例如，在剑桥大学的实验中，加入测定脑电图的程序来阐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影响对想法变化产生的相对贡献。
心理学家一直以来都对元认知很感兴趣，这种认知是一种反思和评价自己想法和行为的能力。元认知的神经基础是复杂而且多方面的，但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给出一个信号：简单决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起点。在富兰克林去世200多年以后的现在，我们才知道，钢铁和钻石是由简单的原子和分子构建而成。那么，通过研究简单决策的动态原理，我们终将可能揭露他所说的第三大复杂事物，自我认知。
认知神经科学 COGNITIVE NEUROSCIENCE
Ben Hasson
心脑对话：种族主义如何劫持我们的感知
种族偏见既非人脑中的固定状态，也非广为流传的文化模式，而是隶属于身体机能涨潮退潮的现象。
Manos Tsakiris
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博士，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心理学教授，他的研究致力于自我认知与社交认知中的神经机制和认识机制。他的研究引起了世界各地新闻媒体的兴趣。
如果你是美籍非裔人士，那么，赤手空拳的你比同样赤手空拳的白人死在警民冲突中的概率高一倍。何故？某种种族形象定性（ricial profiling）发挥着作用，但其中精确的心理学机理却不甚清楚。调查显示，警察常常把有色人种手中的手机以及其他不能造成伤害的物件当成杀伤性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警察们是错误解读了他们的所见还是真的看到了一把不存在的枪？
古典心理学将此类失误归因于外界刺激下的执行控制能力失控，即，大脑无法处理自动激活的刻板印象和有意形成的平等主义之间的矛盾。一张黑人的脸庞可能让人自动激活脑中黑人男性更加危险的刻板印象，进而导致脑中相关区域的恐惧反应。但当恐惧是盲目的时，这种能激发个体战或逃的自动反应该被抑制。但自动反应和刻意控制之间的冲突并非总能被完满解决，且会造成错误结果。
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哲学的最新进展对这个大脑中心理论的正统性发起了挑战。具身认知的研究者没有集中研究大脑的相互依赖，而是着重于一个有机组织维持自身运作的生理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大脑从属于身体，身体则内嵌于物质的、社交的、和文化的具体环境中。现实并非任人采摘，而是由我们机体感受到的不间断的波动召唤而来。法国哲学家Maurice Merleau-Ponty曾在《感知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中写道：身体是我们个人世界的中枢。
神经科学家中越来越流行一个观点，即，大脑不是被动地接受并处理外界刺激，它更像是一个推理机器，积极地预测某地某物和将会发生的事情，最大化生存的可能性。但身体却不是简单地服从大脑对其的严密管控。确实，身体的信号源源不断地与大脑的处理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想象一下，你听到了一扇门被甩起来。如果你在看恐怖片而不是享受轻柔的音乐，那你更有可能想象出一个凶犯。你之所以会做出这个预判，是因为它让你心跳加速并且听到了门的声响。
对这些过程如何与种族主义的现象联系起来，人们知之甚少，但还是提出了一些猜想。如果对行为的预测是正确的，感知（包括警察的感知）似乎很快就会更加接近信念，也更具体化。近期研究强调，来自内脏的信号影响着许多感知范围，从情绪过程到决策制定再到自我意识。比如说，恐怖的刺激源在心跳时比心跳间更加恐怖。
在我位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实验室中，我们决定考察心动周期是否对种族主义的表达有影响。心脏无时无刻不在向大脑汇报周身的紧张程度。众所周知，紧张程度取决于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在心跳时，采用动脉压力检测器，来监测心壁上的压力变化，同时，向大脑发送一条讯息。在心跳间隔中，传感器毫无波动。这些来自内脏的信号在抵达负责与情绪和动机相关的身体部位前，首先会在脑干中进行编码。相应地，大脑通过尝试帮助有机组织维持自身运作来作出回应。当大脑收到心率上升的信号时，将做出预判，找出潜在的原因，并且考虑哪一块组织该发挥作用来摆脱高度紧张的状态。持续存在的心脑对话形成了大脑代表身体的方式，并生成了对外界环境的认识。
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采用了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方式。这是对警察做出射击判断的快速模仿。将黑人或白人手持枪支或手机的照片展示到被试者面前时，他们要根据感受到的威胁程度，决定要不要开抢还击。在先前的研究中，很明显，相比不持械的白人，被试者更容易射击黑人。
但我们测定了刺激源发生在心跳时和心跳间的所需时间。结果表明，大多数的误伤都发生在黑人出现在心跳之时。用数据说话就是，错误地将手机认成手枪的概率比平均高了百分之十。在这个实验的不同版本中，我们采用了“分辨武器”的方式。被试者首先看到一张黑人或白人的脸，紧随其后的是一把枪或一个工具，他们要尽快分辨出武器还是工具。当一个毫无威胁的物件出现在黑人照片之后时，且当时正好心跳，错误率飙升百分之二十。
但当判断发生在心跳之间时，不管是哪个实验，也不管他们面对的是黑人还是白人的脸庞，我们都没有发现准确度有所不同。似乎是在心脏向大脑传递信号和刻板印象威胁的共同作用下，某种事物被判别为危险的可能性上升。
如此看来，种族偏见既不是人脑中的固定状态，也不是广为流传的文化模式，而是隶属于身体机能涨潮退潮的现象。心脑对话在控制血压和心率，刺激人在应对外界时采取的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战或逃的反应机制中，心血管功能上的改变决定着机体组织将要做出的动作。尽管大脑可能做到预测，但这些预测不一定准确。我们的研究成果说明种族主义和其他的刻板印象劫持了我们身体应对实际威胁的机制。
波士顿东北大学的心理学家Lisa Barrett Feldman发明了一个新词“情感现实主义”（affective realism），来形容大脑藉由身体认识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为何能怀有乐观主义的原因：如果我们能更好的理解种族偏见背后的神经学原理，那我们就有可能更好地纠正它。但是，这项研究也揭示了悲观的一面。规训我们自身的压力同样规训着我们的身体，也许对我们的基本认知能力也产生了影响。也许我们没有把一部手机看成一把枪，也许我们真的看到了一把枪而不是一个手机。社会很难用新鲜的叙事和先进的政治话语来克服种族主义。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激进的心理再培训方式，让具体的现实与我们固有的美好信念相一致。
Q&A
人类啊，你为何不信赖我的算法？
在最新的研究中，沃顿商学院运营、信息与决策系的教授 Cade Massey 和 Joseph Simmons， 以及芝加哥大学的 Berkeley J. Dietvorst 教授指出：人们是否信赖一个算法，取决于自己是否有控制权。如果你能让决策者们对算法稍微有些控制权，那他们就更有可能去使用它。
沃顿知识在线的记者采访了 Massey 和 Simmons, 并探讨了他们的研究结论。以下是访谈的节选。
您可以简要概括一下本次研究吗？这篇文章是你们近期研究的后续报道。
Joseph Simmons: 我们在研究一种叫“算法厌恶”的现象。就是说，人们在决策的时候，往往不愿意去遵守某些有据可循的规则，尽管说大量的研究都证明，你确实就应当使用那种方法去判断、去预测。很多人完全就是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他们本该遵循固定的、有据可循的规则，而他们却不这么做。
我们研究好几年了，就是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以及什么情况下不愿意依靠这些算法。我们的第二篇文章讨论的是如何能让人们更信赖算法。简单来说，我们发现，如果你告诉别人，“你可以借助一个算法，它能给你提一些建议；你也可以自己做决定”，然后你问他们，“你会怎么选择呢？”——他们其实也会说“我要用算法。”
可是，一旦你把他们的选择付诸实践，让他们见识一下那个算法是怎么运作的，他们突然间就再也不想用了。那是因为他们发现算法也会出错。只要他们看到算法或者计算机也会出错，他们就再也不想用它了。即便是算法或者计算机以后只会犯更小的错误，或者更少地出错，也不能让这些人信赖它。
研究 STUDIES
Davide Bonazzi
神经科学 NEUROSCIENCE
为什么政治信仰很难改变？
也许你在假期遭受过这样的经历：一个家庭成员分享与你完全不同的政治观念，突然间你就头脑发热了。你要么愤而不语，要么猛烈反击。
神经科学家指出，他们现在可以找出这种常见体验引起的大脑变化。
根据《自然》杂志开放获取期刊《科学报告》12月23日发表的一项研究，当我们的政治信仰受到挑战时，大脑中控制个人认同和应对威胁的情绪反应的区域被激活。
论文的主要作者、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乔纳斯·卡普兰（Jonas Kaplan）说：“政治信仰就像宗教信仰，因为两者都是你的一部分，对你所属的社会圈子而言非常重要。”
“以另一种观点来看，你必须考虑自己的另一个版本。”卡普兰说。
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说明人们如何应对与自己相冲突的想法——无论是政治观点还是假新闻的可疑内容——并且可以帮助我们找出如何在这些分裂时期进行更具建设性的对话，论文的共同作者萨拉·吉姆贝尔（Sarah Gimbel）说。
“了解人们何时和为什么可能改变主意是一个紧迫的目标。”她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研究中，神经科学家们招募了40名宣称自己是自由党的被试。研究团队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检测血流的变化，测量大脑活动。洛杉矶“理性项目”的神经科学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也参与了这项研究。
研究人员想要确定，如果人们的坚定信念受到挑战时，大脑的哪些网络会作出反应。因此，他们比较了当提供反证时，被试是否改变了他们对政治和非政治问题的看法，以及改变的程度。
挑战政治与非政治信念时的脑部激活
在研究期间，研究人员向被试提供了他们赞同的八项政治声明，例如“针对美国枪支所有权的管制法律应该更加严厉”，或美国应减少军方的资金。被试接下来面临的五项声明与前者的意见相左。接下来，他们将对初始声明的信念强度评1-7级。
神经科学家们在此期间研究被试的脑部扫描，以确定哪些区域的活跃程度最高。研究人员发现，在最抗拒改变信念的人群中，大脑的杏仁核和岛状皮质更加活跃。这两个脑区对情绪和决策都很重要，并且与恐惧、焦虑、情绪反应和对威胁的感知相关。
在政治信仰受到挑战时，被试的默认模式网络的活动也上升了。卡普兰说：“大脑的这些区域与自我、沉思和深思联系在一起。”
但是，尽管人们不会对诸如堕胎或同性婚姻这样的政治话题抱怨，被试倾向于不死守对于非政治话题的信念。例如，当被试面对反证时（如“爱迪生没有发明灯泡”或“爱因斯坦不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的信念程度被削弱了一两点。
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更愿意改变主意时，杏仁核和岛叶的脑活动也不太活跃。
“我很惊讶人们会怀疑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这项研究表明，在某些方面，我们对自己的信念会保持灵活性。”卡普兰说。
Neural correlates of maintaining one’s political beliefs in the face of counterevidence. Jonas T. Kaplan, Sarah I. Gimbel & Sam Harris. Scientific Reports 6, Article number: 39589 (2016). doi:10.1038/srep39589
心理学 PSYCHOLOGY
为什么信教者如此笃信于自己的信仰？
教条主义者对自己的信仰自信满满，即使专家意见和证据与他们的意见相左。凯斯西储大学的新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似乎越来越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关于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极端观点。
这两项研究检验了推动信教者和非信教者的教条主义的人格特征。研究表明，在这两个群体当中，有着相似之处和重要的区别。相同的是，较高水平的批判性推理能力与较低的教条主义有关。但是，两者在道德关怀如何影响教条思维上有所不同。
研究表明，信教者可能会坚持某些信仰，特别是那些与分析推理不符的信仰，因为这些信仰与他们的道德情绪相呼应。情感共鸣有助于信教者更加笃信自己的信念，他们越在某些事物上看到道德正确，越强化了他们的想法。 相比之下，道德关怀则让信教者不那么确定自己的想法。
在第一项研究中，有209名基督徒，153名非信教者，9名犹太人，5名佛教徒，4名印度教徒，1名穆斯林和24名其他宗教的信教者。这些被试完成了有关教条主义、同情关怀、分析推理和亲社会意图的评估测试。
结果表明，信教的被试群体有着较高的教条主义水平、同情关怀和亲社会意图，而非信教群体在分析推理测量上表现得更好。非信教群体的同理心的降低相当于教条主义的增加。
第二项研究包括210名基督教徒，202名非信教者，63名印度教徒，12名佛教徒，11名犹太人，10名穆斯林和19名信其他宗教的被试。这项研究重复了第一项研究的大部分内容，但是增加了对观点采择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测量。
无论是信教还是反之，被试的思想越僵化，TA越不可能考虑其他人的观点。在信教者群体中，宗教原教旨主义与同情关怀高度相关。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他们的研究针对信教者与非信教者的世界观差异如何影响教条主义，但这两项研究广泛适用。教条主义适用于任何核心信仰，从饮食习惯（吃素与否），到有关进化和气候变化的政治观点和信仰。作者希望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帮助改善似乎越来越普遍的意见分歧。
“What Makes You So Sure? Dogmatism, Fundamentalism, Analytic Thinking, Perspective Taking and Moral Concern in the Religious and Nonreligious” by Jared Parker Friedman and Anthony Ian Jack in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Published online June 10 2017 doi:10.1007/s10943-017-0433-x
ISSUE 05
神经现实秋季特刊
偏见 BIAS
主编/策划/排版：EON
翻译：武权，何宗霖，刺猬，Harrit，子铭，小铁，ZDFFF，阿粟，吴逊 ，郑天依，EON，Rebecca，沈持盈，ki bear，Erafat.，黄佶滢，赵赫